孔子为什么不称赞千里马的力气,而称赞其德性呢?马作为动物,有德性吗?这个问题在现代人看来,似乎很难理解。
若于言下即觉,何啻读十年书?因此,他反对不求诸己而求于外的博闻强记,荣华其言之学,主张以直观体验为根本途径。因此,他强调要在事物上学,在事物上穷理。

从心所欲就是遂吾之志,这既是道德论的意志自由,又是审美的目的性,都是从情感意志上说的。学与乐,互为条件,相辅相成,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。学而无觉,则何益矣,又奚学为?当然,程颐在直觉中,纳入了思,但思也是为了觉。这就是名教中自有乐地,同时又有超名教超功利的一面。因此,他认为曾点之乐,虽达到了很高的境地,但由于缺乏学的积累和体认功夫,只是偶尔说到,缺乏深厚基础,甚至有点近于庄子。
需要指出的是,王夫之是性情统一论者,他很重视情感的作用,无论是道德体验还是美感体验,都离不开人的情感需要。[47]《答南阳汪子问》,《王龙溪全集》卷三。知觉也不是心理学、认识论上所说的知觉,而是包含多方面的意思,其中便有情感成分。
父亲偷了人家的羊,这是一个事实,但在孔子看来,并不在偷羊这件事实本身,而在于父子之情。[32] 他并不看重圣人的功业,而是追求圣人境界,这种境界就是廓然而大公,再进一步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。但反过来说,如果没有仁心,没有实行仁的道德情感,是非善恶也就无从辨别。天爵足以与人爵相抗衡,其价值是人爵不能相比的。
发而不合于中,即是不和。他们追求自我实现(即实现人的本体存在)的人生目的,其基本着眼点是人的情感生活,其根本途径是提升人的情感,其最高诉求是实现天地生生之理即仁的境界。

在这里,他提出两个互相联系的命题,一是情由性而生,二是性由情以明。仁就是由这类真情实感发出来的。这里的扩充,有提升之义,也有从主观变为客观之义。我们可以说,孝这类情感,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,具有社会性,但不能否定其先天的心理因素。
[65] 致中和就是致良知,本来是一事,不是说在情感之外,另有一个知体,谓之良知。朱子批评陆象山将形上形下滚作一团,就是指此而言的。儒家对人的存在(及其意义、价值)持一种正面的、肯定的态度,因此,对人的情感也持正面的、肯定的态度。[60]《语录二》,《王阳明全集》卷2。
由《中庸》提出而为后来理学家热烈讨论的未发已发与中和问题,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情感问题,只是把它提升到本体的高度罢了。句(苟)又(有)其青(情),唯(虽)未之为,斯人信之壹(矣)。

孟子的心性合一论,首先是心情合一论。而情感与才能,不仅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,而且它本身就能够是理性的。
[63]只好恶就尽了是非这句话很值得玩味,良知固然能知是知非,但所谓是非,原来只是一个好恶之情。到了戴震,则进一步指出,理就是情,是情之不爽失者也,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[68],这就把形而上的性理完全放回到现实的情感之中了。应当说明的是,程颐确实将情感判定为形而下者,将性理判定为形而上者,形而上下之间有明确界限,但程颐的形而上学决不认为性理是现象背后的本体界,二者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所谓致良知,就是推致此真诚恻怛之仁心以应付万事万变,最终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最高境界。孟子的性善论,就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。在这一学说中,情感和理性即性理,确实是对立的。
比如王阳明观山中花,就不是一个对象认识的问题,而是情感体验的问题、美学欣赏的问题。但是,虽有形上与形下、体与用的分别,却又统一而不可分离。
中也者,天下之大本也。孝虽是为仁之本,但并不是仁本身,仁也决不限于孝。
虽然,无性则情无所生矣,是情由性而生。兼者,兼而有之,缺一不可,即不能只从性上说心,也不能只从情上说心,必须是性情全说,才能体现心的意义。
[59]《语录二》,《王阳明全集》卷2。宰我虽然受到孔子的批评,但他能够直言,表现了师生之间的一种真诚,如后来东汉末年的某些所谓孝廉,则完全是虚伪了。他们的学说不只是道德而已,还涉及美学、宗教哲学一类的问题。他的尽心知性知天[18]之学,就是知情合一之学。
这就是他所说的喜怒哀惧等情感不外于良知的意思。已发在未发之中,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。
它不仅构成道德原则,而且构成特有的美学原则。自私之情即个人的私心私情,完全是主观的,是人与万物相处的障碍,这不是儒家所主张的情。
发而中节之和,就是不失其中的原则,若合符节,和谐有序,这就是万事万物的达道。很明显,程颢决不是一般地反对情感,而是反对个人的感性化的私心私情,提倡普遍化、理性化的情感。
所以,不能离开情感去谈天理,去谈性理。收拾精神在内时,当恻隐即恻隐,当羞恶即羞恶。在程颢看来,自私而用智之情,实际上是一种蔽,即蔽于一己之私,故不能廓然而大公,即不能普遍化、理性化。理学家与早期儒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,他们普遍地建立了宇宙本体论的哲学,广泛地讨论人与宇宙自然界的关系问题。
朱熹明确指出:李翱复性则是,云‘灭情以复性,则非。[52]《语录下》,《陆象山全集》卷35。
若有不善,则另有原因,犹如牛山之木,天天砍伐,放牧牛羊,则必然梏亡,不可能长得茂盛美好。[62]《语录上》,《王阳明全集》卷1。
理之是非就在情感之中,不在情感之外,问题只在于能不能突破个人的主观限制。在中国哲学中,人情是个大问题,很多道理都是讲人情的,但这不是现代人们所说的走人情,现在所说,完全是私情,是非常功利的。